双节后冷空气袭击我国北方 雾霾天笼罩中东部

就流动性风险的资产方来源而言，一些机构依赖liquidity through marketability模式，即通过变现资产进行流动性管理，但金融危机表明，极端情况下市场流动性可能急剧恶化甚至消失，不减价出售很难达到变现资产的目的。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个阶段的地方财力分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均等化的时期。地方财政均等化在当时的国家财政不占任何重要地位。

这个财政体制使中国社会和各个地区普遍受益，其经济效率和公平性远远高于中央计划下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这三类转移支付相对规模的变动，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分税制改革后财力地区均衡化的水平。转移支付政策的多重目的，决定分税制改革后转移支付形式的多样化，从以填补垂直不平衡、维持既有的地方利益格局为主要目的的税收返还，到以执行中央政策目的的专项转移支付、按公式分配具有较强平等化因素的财力性转移支付。分税制改革后中国财政收入集权的同时，支出进一步分权化，这构成了这个时期转移支付规模迅速膨胀的基本原因。在帝制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代表皇权在自己的辖区内征收税赋，并按一定的规则把征收上来的税赋分成起运和留存两个部分。

在这个体制下，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大提高，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系以及作为这个计划经济一部分的统收统支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国家（政府）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殊不料，中国的住房商品市场是政府大动迁动迁出来的市场，市民更加没有了选择自由。

但到2007年，经济适用房销售面积只占住宅销售总面积的5％，竣工套数占住宅竣工总套数的8％。国发[1998]23号文件在1998年7月端出，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房改文件不是单纯为了房改。虽然香港从七八十年代以来推出过公屋出租计划，1986年有40％的港人租公屋居住、86 年底推出居者有其屋计划、79年推出私人机构参建房屋计划、87推出住宅发售计划、93年推出夹心阶层住屋计划、97年推出租者有其屋计划、98年推出首次置业贷款计划、99推出可租可买计划，但即使这样，到2000年，香港私人住宅拥有家庭中有83％是居住在建筑面积70平方米以下的房屋里，70平方米以上房子只有17％的人才住得起。新加坡是世界上住房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居民住房条件最好的国家之一。

但这一条条政策恰如一根根扁担——为国家挑重担的扁担，扁担有粗细长短不同，收入高的发粗长的扁担，收入低的发细短的扁担。港英政府为什么制定这样的制度？就因为香港这块土地是租来的，法理上的所有权不归英国，但既然租来了，就要在租期内实现利益最大化。

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有经济适用房这回事吗有经济适用房这回事吗？有过。只有切切实实降低开发成本降低房价，……才能进一步扩大内需，才会真正将市民购房的潜在需要释放出来。这样的市场化，消费者没有了挑拣的余地，丧失了挑拣的从容，买卖双方的关系极大不平等，更谈不上消费者应有的自尊。

但有一点必须多费点口舌：国发[1998]23号文件中指的经济适用房，不是指解困房，是指房价适合中低收入者消费的房，而中低收入者，占城市居民户中绝大多数。国发[1998]23号文件出台后，1999年和2000年的经济适用房销售面积比重一度增加到占住宅销售总面积的21％、23％，经济适用房竣工套数也要占到宅竣工总套数的25％、28％。香港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实行有期限有偿的土地租用制度。撒切尔夫人80年代在滞涨压力下推行住房私有化，就是想把以往为了同工党竞争而不得不承担许诺的责任一点点推卸掉。

新加坡还实行了分级提供公有住宅补贴制度，严格按家庭收入情况来确定享受住房保障水平。凡是不化力气给你的，都不是真正的公民利益。

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在中国无法实现现在，很有人推崇新加坡的住房制度。但我们知道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有着推行类似经济适用房的举措，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政府都用了很多非市场化的办法帮助城市居民解决住房问题——这就是政治。

所以，虽然要求中低收入家庭也要为国家挑担，虽然对中低收入家庭也得停止住房实物分配，但对他们出售的是新建经济适用住房，并且特地指出，当6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平均价格与双职工家庭年平均工资之比在4倍以上，是可以考虑对对无房和住房面积未达到规定标准的职工实行住房补贴 的。上述种种因素，给国务院领导带来了沉重压力，国务院领导迫切需要居民解开钱袋子，用花钱行为为国家挑担，这才导致了住房改革的步子加快，住房实物分配叫停。也许，当时香港的大房地产企业睹得比内地人更清楚。但由于住房问题的特殊性——住房是民生问题，但更是政治问题——所以从稳固执政者的利益出发，都不会将住房问题纯粹抛给市场。2000年3月15日，香港中原地产公司的中国市场研究部在对上海房价问题进行问卷分析后，向总部报告：消费者作出购买决定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房价和购买力。他们一直在承受英国人倒卖土地以后造成的高地价高房价的痛楚和住房逼仄的窘迫。

然而，在经济学的范畴内，人的所有行为都是选择的结果。这个文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房改文件，文件固然部分体现了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先生1997年1月4日《在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精神，更是让全体城镇居民为国家挑重担的一纸通知。

朱镕基先生推出住房商品化的初衷是加大住房建设的规模，适应人民群众购买力的提高和住房需求的增长，大力建造低价的经济适用住房，推进住房商品化。他们敢篡改，就是他们掐到了中央政府的软肋。

不用奇怪，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于是，精于法律的港英政府就提供了有利于炒卖地产者、为炒卖地产者提供 炒卖权的制度保障。

在英国，住房问题从来都是两党竞争的重要议题，为打败工党，保守党曾经把住房问题列为仅次于国防的第二大问题。他们没有国务院主要领导的顾忌，只有在利益驱使下的为所欲为的胆魄。我们这样的处在人口大流动中、又缺乏数字化管理基础的大国是根本无法掌握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这就使得我们从根本上无法实行新加坡的制度。客观地说，上海人约定俗成理解的经济适用房与国发[1998]23号文件所指的经济适用房是两码事。

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只比上海的浦东新区多出123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四个老城区再加上朝阳区和石景山区的面积。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在建设部和各地政府部门为住房商品化造势过程中，就绝口不提60平方米的房价与双职工家庭收入4:1的房价收入比，绝口不提对职工的补贴，更绝口不提购买经济适用房不过是国家对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者给定的一种为国家挑重担的方式了。

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2000年，上海90平方米以下的新建商品住宅其销售面积还占到新建商品住宅销售比重的30%，2003年下降到占13.4%。

不需经济适用房，只需有房供选择中国平民呼吁经济适用房，实在是出于无奈。他们可以不把港人的民心民意当回事——这也是政治。

那是香港土地制度造的孽——说起来也是政治问题。进入专题： 经济适用房 。在这里，你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你的利益被削弱、被侵犯了。2000年，上海150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套数占新建商品住宅销售比重的12%，2003年增加到占25%。

滞涨其实是两党为了竞争执政权而竞背福利化包袱造成的后果。2003年以后，看不到权威部门统计数据，不能妄说。

2000年伴随上海住房商品化全面铺开，上海的经济适用房就此销声匿迹（《上海市房地产市场》2003）。这么点国土，使得这个国家能够很容易控制家庭收入情况，从而能保证 严格按家庭收入情况来确定享受住房保障水平。

中国当今的问题，也就出在不把民心民意当回事上——不知道，这算不算政治。在战后保守党执政的一段时期，由保守党主导盖的公房比工党执政时还要多。